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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调研报告

地方人大对司法机关实施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也是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客观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效开展司法体制改革监督工作，不仅关系到群众期待能否得以全面回应，也关系着司法体制改革能否在法治轨道上顺利运行。

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监督能力

（一）增强监督意识。一是坚持党对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领导。从党的角度来说，地方党委要把人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讨论、研究人大工作，关心人大建设，既要保证党对人大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又要对人大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监督大力支持。从人大的角度来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务必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接受和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围绕区委建设“内陆亚欧门户，国际化*”这个中心和大局来确定监督司法工作的重点。具体实践中，要认真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依法行使司法人员任免权；
要紧紧围绕区委关于司法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确定年度司法专项工作报告选题、执法检查；
要积极争取同级党委的领导，凡属司法监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重大案件及重大监督意见及决定，建立事前主动向党委请示、事后及时向党委报告制度等等。二是转变监督观念。当前，个别人大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人大监督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区人大及人大代表要转变监督观念，牢固树立“不监督就是失职”的理念，要深刻的认识到人大监督司法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实施，确保行政权、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三是正确认识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方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是决定与执行、产生与负责、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同时，人大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监督，帮助发现问题，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从法律、环境等层面给予支持，促进问题的解决。

（二）强化人大代表培训。一是认识培训工作的必要性。因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政治性、法律性、程序性、专业性很强，而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人大的主体，这就要求人大代表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法律水平和广博的知识，必须具有宽阔的视野和全局观念。因此，要确保人大代表保质保量地完成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对人大代表进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强化培训工作的系统性。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时，必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对代表培训，必须系统地进行培训，统筹开展理论、业务、法律和技能培训，为代表履职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履职前培训，注重培训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代表行使职权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每年在两会前后分期分批开展集中培训，针对如何发挥监督职能、如何开展调研、如何撰写提案等等，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培训，切实提高代表的业务素质和履职水平。

（三）加强人大监督专职化建设。一是探索建立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当前，大多数人大代表是兼职身份，受时间、精力、工作单位等影响和制约，不能很好履行监督职责。因此，应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将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密切联系选民，反映基层呼声，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热心、有责任心、有同情心地代言人选出来，并将人事关系、工作档案、工资、福利待遇一律转到同级人大，在工作职位和报酬上充分保障，切实解除专职人大代表后顾之忧。二是探索建立人大专门监督机构和人大监督员制度。通过立法给专门监督机构适当的地位、权力、职责范围，使人大监督从幕后走向幕前，变被动为主动，实现统一规范人大监督的目的。三是进一步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切实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人大监督专业化水平。

二、创新监督方式，强化监督实效

（一）完善监督途径。一是探索创新“大数据思维”模式。探索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分析、用数据完善”的大数据思维方式，通过运用大数据和云平台等信息化建设最新成果，创建“人大及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切实为人大监督以及代表履职提供全方位大数据服务，进一步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准确性、实效性和权威性。二是强化调查研究。建立人大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专项报告前调研工作制度，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网上调查等形式，充分听取和收集司法机关、律师、专家学者的意见，尽可能广泛了解情况；
进一步完善旁听庭审、明察暗访等调研手段，完善后续工作制度，切实发现司法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执法程序、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三是建立会商机制。与同级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时对司法改革重点工作进行监督；
与律师协会、工商联、妇联、企业家协会、商会等不同领域的机构建立工作联席机制，拓宽问题发现渠道，确保信息畅通。

（二）强化程序性监督。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检察权的大背景下，地方人大应避免代替司法机关行使职能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监督，应重点加强对司法机关程序上的监督。一是加强对执行宪法法律的监督。将司法机关依照宪法程序性规定行使职权情况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情况作为重点监督内容。比如：是否有违反宪法规定，存在公民未经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被公安机关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等人身权的现象。二是加强对“两院”组织法和“两官”法层面的关于程序性规定的监督。比如：是否存在违反任职回避的现象；
审判权、检察权行使的主体是否合法；
审委会、检委会委员和法官、检察官是否经过人大常委会的任命等等。三是加强对《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执行落实情况的监督。比如：是否存在案件久拖不决、案犯超期羁押违反诉讼时效规定的现象；
是否存在违反审判公开原则的现象等等。

三、拓宽监督范围，丰富监督内容

（一）拓宽备案审查范围。一是探索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虽然《监督法》规定的备案审查仅仅限于“两高”的司法解释，对地方规范性司法文件未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但实践中，地方司法部门在贯彻执行法律、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与相关法律相违背的风险。因此，应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监督范畴，要求法院、检察院在制定出台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时，送交同级人大备案审查，由同级人大对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进行审核确认。二是探索将抽象司法行为纳入人大监督范围。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制定不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下发，但具有指导性、参考性作用的会议纪要、工作问答、业务通知、办案指引等文件。因该类文件属于抽象司法行为，具有付诸实施、转化为具体司法行为的可能，理应也纳入人大监督范围，并参照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

（二）拓宽监督司法人员范围。一是加强对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的监督。当前，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由司法机关自行任免。该类人员的职权范围与审判员和检察员虽有差异，却承担着大量的司法职责，行使一定的审判权或检察权，理应接受人大监督。因此，应加快探索建立司法机关任免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向同级人大备案制度。二是加强对未入额审判员、检察员的监督。实行员额制后，未入额的审判员、检察员不再承担案件审判、检察职能，其理应承担的职能职责与实际不符，在实践中往往改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而作为司法辅助人员的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是法官、检察官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承担一定的审判检察辅助事务，理应纳入人大监督范围。因此，对未入额审判员、检察员改为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在坚持原有监督模式的前提下，探索新的监督方式；
对改为司法行政人员的，应探索免去该类人员相应职责的方法和路径，以期名副其实。另外，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下，司法机关应将人大任命司法人员的分类情况向同级人大报告。

四、完善监督制度，树立监督权威

（一）科学、民主制定监督计划。一是突出反映民意。在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议题选择时，应注重反映社情民意，注重抓住司法实践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与其利益相关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扩大确定监督议题的途径，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公告及调查问卷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征集监督议题，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到人大监督工作中，且在议题确定前开展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顺应民意、倾听民诉。二是突出科学监督。实践中，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和撤职案的审议等非经常性监督形式往往因不见于监督工作计划中，久而久之，被遗忘、被休眠。为激活权力行使，应在监督工作计划中明确“必要时可针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程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等，这样不仅可以提醒被监督方引起注意，也有利于强化人大监督的威慑力。

（二）完善刚性监督机制。一是完善质询监督制度。进一步强化质询权运用，通过提高质询权威，探索建立闭会期间的质询制度。在听取专项报告或执法检查过程中，如发现重大问题且单靠询问已经不能解决需要进一步措施进行问责时，规定代表、委员可以在闭会期间提出质询建议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会议期间提出质询议案。同时，进一步强化质询法律责任，规定对质询后答复不满意的，必要时可以由大会或常委会作出决定或者决议，切实实现有效监督。二是规范特定问题调查。细化完善特定问题调查程序，明确特定问题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司法官的罢免与撤职、法检两院违法行使职权与失职渎职等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重大、经过行政、司法机关处理未取得明显效果的案件及问题。同时，积极探索赋予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一定强制性调查权，明确规定特定问题的调查期限，避免无期限的调查下去。

（三）创新人事监督制度。一是赋予人大暂停被调查对象职权的权力。由于司法人员具有较强反侦察能力，如果被调查期间不暂时停职，其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在实践中往往采取迫使被调查人员主动辞职的方式，但这易造成罢免手段被辞职后的免职所替代，使罢免权力虚置。对此，应探索赋予人大暂停被调查对象职权的权力，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进行罢免。二是强化对司法人员纪律处分。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大多违纪行为，如接受少额贿赂、滥用职权、与当事人不当接触等等，因没达到罢免、撤职的标准，主要根据司法部门内部纪律处分规定进行处理，但受司法内部行政管理影响，内部司法纪律惩戒制度难以发挥防止司法腐败的功能，甚至导致司法机关内部官僚化严重。因此，应探索在人大下设立司法官纪律惩戒机构，进一步强化对司法官的纪律处分，运用如降职、降级、警告等纪律处分措施，切实更好地实现监督与独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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